一个资源型城市的破题之道

奥巴马、布朗、萨克奇等主要发达国家领导人直接上阵，关起门来小范围磋商，参与技术细节的谈判。

十是加强气候变化领域人才队伍建设。九是着力开展重大工程建设和区域经济开发等项目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一是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六是继续加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工作。十一是多渠道开展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七是多层次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决策支持工作三是加强气候变化综合观测能力。

九是着力开展重大工程建设和区域经济开发等项目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六是继续加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工作。目前，中国70%的能源来自煤炭。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人的环保意识仍然很低，导致此等法律的施行不利。以国内正在讨论的是否征收碳税为例。美国的多数政策针对的是制造业和商业而不是消费者，齐教授说道。国家领导人日益认识到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重要性，因而出台了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法律。

进入非政府组织要改善中国以往的环境表现，方法之一是为非政府组织（NGO）提供发展空间，并鼓励扩大民间社会，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国际项目主任艾米·嘉士登（Amy Gadsden）表示。雷声大雨点小清华大学法学教授、环境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明越指出，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法律措施来应对棘手的气候改变问题。

在中国，当今政府容许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但他们未必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尽管民间社会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此外，根据数据模拟显示，[此类税收]对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不大。目前，政府选择用一种体制来敷衍了事，对民间组织的发展采取既不禁止也不鼓励的方针。在未来二十年内，全球的能源需求预计将翻番，而有限的石油储量不均匀地分布在全球各地，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保护。

比如北京，城市开发商建设了宽阔的街道和杂乱无序的郊区，然后让人们搬离商业区，造成很长的通勤路程和交通拥堵。这些民间组织汇集了优秀的科学家、政策分析师等专家，他们提出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在推动立法和提起诉讼以加强施行力度方面发挥重要角色，嘉士登说道。去年12月份哥本哈根峰会的失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许多刺眼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达成国际共识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并非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变革的基础应立足本地而非国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曹静认为。

由于政治原因，美国很难针对消费制定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因需要在武汉进行城市扩建而掏空了国库，此时，私人团体介入并帮助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造桥梁和公路等。

我们的目标不是低碳而是更低碳。虽然中国多数的非政府组织未参与公共工程项目，但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填补社会需求和国家供应之间的空白。

全球的法律看上去很美，但在施行方面却存在不足，特别是由于各国对法律本身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放松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 – 当时正值非常矛盾的时代，资本形成的手段尚未充分确立。美国的人均能源生产量的效率是中国的四倍，但从能源消费量来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多好才是足够好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教授齐晔指出，在朝着低碳社会目标发展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发现减少汽车排放的新方法，人们只会更频繁地开车，他说道。他指出，最大的问题在于，在清理已经造成的破坏以及采取措施来实现更加绿色的未来方面，两个国家应当肩负何种程度的责任？答案并不简单。

从角逐国家利益到技术知识匮缺之争，再到由谁来为环境恶化买单的跨国争论，从全球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挑战层出不穷。但这种情况将很快发生变化，嘉士登说道。

如果再不进行变革……人类早晚要灭亡，无论贫穷或富裕、强大或弱小。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对当地的污染与全球碳限制之间进行协调。

但是法律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王说道。美国不会将消费者行为列入政策目标，因为消费者是选民，他指出。

环境保护是困难的，他说道，我们还必须提高效率。中国政府最近亦将可持续发展定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从地方政府到政府间组织等各个部门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虽然可供选择的可再生能源有不少 – 包括风能、生物质能等 – 但他提出，从长远来看，太阳能可能是最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表示，我们应当侧重于可实现的最佳解决方案，而不是无法实现的最佳解决方案。

获自该税收的资金可以用于研发和教育投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非常乐观。

尽管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但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 – 中国和美国 – 有责任为其他国家树立典范。人权问题也需考虑在内，清华大学法律学教授李兆杰（James Li）补充道，因为气候变化影响着食品安全及公共和个人健康与安全。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前任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指出，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与发展减排技术相比，让人们改变生活方式要难得多。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她说道。

碳税可能会使煤炭涨价，使那些较为环保的其它类型的燃料更具吸引力，从而最终减少碳排放，曹说道。但是，中国政府在如何管理非政府组织方面仍举棋不定。我认为，中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就像是80年代的私营企业，嘉士登说道，我希望在未来几十年里，政府将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来帮助他们蓬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首先体现在环境保护上，环境保护取得的任何进展任何突破任何成效，都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贡献。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第三，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加快。

但产业结构偏重和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资源环境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必然是经济社会政策创新的过程。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有所减缓，重点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是一个勇于创新、勇于变革，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说到底要通过继承创新，科学总结，在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和现实的把握，不断深化对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以新举措、新经验和新成效推进环境保护，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